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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交换博弈 Gift Exchange

”礼物交换博弈”.礼物交换博弈是对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标准化的一个实验。同时,这个实验对研究劳动经济学中的“效率工资”问题有重要 的意义,这是由阿克洛夫(Akerlof,1982)首先提出来的。最著名的“礼物交换博弈”是由费尔等(Fehr et al.,1993)做的。实验中提议者(雇主)提供一份要约,w,也可以被理解成工资。每个接受者(雇员)可以不接受这份要约,这样双方的收益都为0。如果接受者接受要约,他可以选择提供有成本的努力,e。这样,提议者的收益为,接受者的收益为。其中,v代表单位努力的边际产出,而C(e)是严格单调递增的。(有些实验中接受者必须接受要约,但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按照标准的博弈论模型,子博弈纳什均衡是实验者接受任何工资,并提供最低努力。

实验结果发现,提约者提供高要约(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和接受者提供高努力程度的互惠行为广泛存在。如最后通牒博弈一样,在礼物交换博弈中同样存在着两种表现完全不同的参与人。大约有40%(在有的情况下超过50%)的接受者,在收到较高的要约时回报以较高的努力。但也存在一部分雇员,无论收到何种要约,都只付出最低的努力。提约者通常会提供远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也说明他们预期通过付出高工资,预期收益也会提高。

f实验经济学综述 金煜 梁捷(2003)

信任乃人之本性
来源:《读者》2005年第11期P58 作者:nonymous 燕燕 译  发布时间:2007-10-26  

意大利谚语说: “信任别人固然好;但最好别信。”玩家1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充满智慧的字字句句,但是,在她做决定是否从自己的10美元赌金中拿出一部分给玩家2时,她多半会有同样的想法。如果她投入了这笔钱.钱将会增加两倍;而她匿名的伙伴有3种选择:分文不还:还一部分;全部归还。但玩家2为什么要还钱?而玩家l最初为什么要给别人钱呢?尽管推理透彻.玩家l还是输入指令给出一些钱。过了一会儿,她笑了,因为她从屏幕上看到,玩家2还回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使双方同时牟利。 
这种结果不仅嘲弄了谚语中的智慧,对经济理论也是一种嘲笑。就是基于被玩家l摒弃的同样的冷静推理,所谓的“纳什平衡”预言,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经济交易中,当一方要根据对另一方反应的预测做决定时,最适合的信任水平为零。然而,尽管这是正统的经济理论,但玩家1和玩家2的行为却并非罕见。其实,经过成百上千次这样的实验,结果显示:大约有一半的玩家1会送出一些钱;在收到钱的玩家2中,3/4会回馈一部分。 
那么是不是玩家所知道的东西,交易理论家们不知道?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的保罗·扎克说:“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解释实验室中出现的这种高度信任,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信任的神经病学因素。”他领导的小组进行了这些实验。他指出,进化已经使我们的大脑改变以适应群体生活。因此.在所谓的“马基雅维利”智慧(它允许我们为赢得配偶、食物和地位而运用各种诈术去战胜竞争者)之外,我们的社会性大脑也适于合作。个体可以通过合作受益,但那需要信任——扎克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彼此信任的生物学上的推动力。 
扎克是较新的神经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的领导者,神经经济学旨在通过从神经突触点到社会的各个层次理解人类的社会交往。这是一个有着极大雄心的事业。通过揭示人类像“信任”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品质所包含的种种秘密,神经经济学家希望改变人类的自我认识。他们相信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可能有助于使社会更高效完善。 “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大脑内部的独特结构之后,我们还会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的大脑,并因而更清楚地理解人与人交往的外部规律。以及由此扩展出的市场交易的规律。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智力探险的起点。”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经济学家沃农·史密斯说.他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登上世界舞台了。 
扎克、史密斯及其他人进行的实验证实了生活教给我们的东西:在经济交往中,人们常常选择合作、信任和慷慨。现在,研究要进一步发掘支撑这种行为的生物机制。比如.扎克最近开展的研究试图把基于信任的各种行为变化与8种激素水平变化联系起来。只有一种激素显露出是人类“信任化学物质”的有力“候选者”:催产素——一种生殖激素,主要作用是促进雌性哺乳动物的宫缩和乳汁分泌。对动物开展的研究还表明,催产素与一些亲和交际行为有关,例如与后代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某些哺乳动物“一夫一妻”式的性生活。扎克等人正在对这些实验结果做进一步的研究,试图表明催产素会如何支持人类相互信任这样的行为。 
那么.这如何有助于解释扎克的信任游戏实验中出人意料的结果呢?在此,另外两个实验结果也很重要:当玩家2从玩家1那里获得更大数量的钱款时,他们返回的钱会更多。此外,玩家2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也明显增加.而无论游戏方式如何,玩家1的催产素水平却没有增加。扎克指出.玩家1送出的钱数是信任的度量,而玩家2返还的钱数则是值得信任的度量。尽管玩家,1的“信任”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结合了盲目乐观和贪财倾向,虽不明智但却是在清醒状态下做出的决定而产生的结果,然而没有理论能解释3/4的玩家2在交易结束时所表现出的高“值得信任度”。扎克说: “实验表明催产素与值得信任度密切相关。”而玩家l的催产素水平没有提高的事实说明,催产素作为对“信任”社交信号的一种“反应”被 
释放掉了。 “信任是一种高级的社交活动。”扎克说。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别人向我们表示信任时,我们想要回报对方的这种强烈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无法控制的。扎克说:“根据基本的神经系统解剖学,实验结果表明。催产素对人类信任决策的影响方式基本上不在意识感知的范围以内。因为刺激催产素活动的结构不在大脑的前额皮层。因此人类的信任似乎是由情绪感知而非意识决定做什么来驱动的。”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显示文明的“情愿信任”出自大脑中相对原始的区域.那里是大部分催产素受体聚居的地方。 
扎克对其研究成果的解释对类似“纳什平衡”这样的经济学信条提出了挑战。该信条指出,我们总是有意识、有理智地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些经济学模式把人类的动机看做一种“明确无误的贪婪”,每个人自己和他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反省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合作就可以解释为文化和社会出现的一种特质,是从外面强加在人类天生的自私动机之上的东西。相比之下.扎克的研究认为,社会合作可能是古老的大脑区域产生的原始冲动——这种冲动可战胜新进化的大脑区域产生的明显的贪婪。 
史密斯和他的同事凯文·麦克卡博认为,这也许是对的,但事实绝不仅仅如此。提高了的催产素可能不自觉地增加信任度的值.但这似乎是针对别人对自己的信任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史密斯和麦克卡博认为,最初决定是否相信某人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对方意图的可信度。这就意味着一套复杂的认知过程:用“思维理论”认识到对方的观念和动机可能与我们自己的不同:再“共同关注”以聚焦于对方感兴趣的对象;最后,“满足感延迟”以放弃即时可得的回报.可望得到后来更大的利益。 
扎克同意更高级的、有执行能力的大脑是起作用的观点,但他认为,与逻辑推理相比,催产素也许使我们更信任他人,因为催产素会使大脑的原始区域产生一种“潜意识禁令”来阻止绝对自私的行为。他总结说,多样和互补的信任机制已经在大脑进化的不同阶段出现了。 
对国际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是.适用于个体的规律,结果也适用于国家。正如扎克的合作伙伴、世界银行的史蒂夫·奈克指出的: “信任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在信任度较低的时候,个人和组织在参与经济交易时会更警惕,因而往往抑制国家经济。” 
各国之间的信任水平也大不相同。总部设在安阿博的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考察》对世界各国的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般来说.你认为陌生人都可以信任吗?”肯定回答的比率相差甚远.从挪威的65%到巴西的5%左右。令人不安的是,那些信任率低于约30%的临界水平的国家(南美和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况)可能落入因摆脱不了怀疑心理而长期贫困的陷阱中。奈克说:“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或许会对那些能使国民信任率提高的机制产生急切的兴趣。” 
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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